从1992年推出第一款手表Tangente起，Nomos就一直在不断研发创新，提高自主生产的深度。现在，Nomos在Glashütte共有80名员工，每年采用六款自主制造机芯生产约20,000块手表，还为Wempe研发并小批量制造了一款陀飞轮。本刊对Nomos的两位总经理Uwe Ahrendt和Roland Schwertner进行了采访。

 

文：Jens Koch       图：Marcus Krüger，汉堡

 

 

Club也发展成为一个家族系列了。它四款不同的型号上市先后顺序是如何安排的？

Ahrendt：和我们的预期相比，Club销量出色得令人惊讶，几乎翻倍。这样的成功让我们继续开发Club的拓展系列，包括日历款、自动款和自动日历款。原来Club直径为36毫米，偏小，我们便推出大尺寸的变体型号，同样取得成功。我们从2008年6月开始供应第一款Club Date，从7月开始供应Automatic，8月则是Aotumatic Date。

 

玻璃后盖的Club Automatic Date售价为1,840欧元，它是否还属于入门级的手表呢？

Ahrendt：和采用同样机芯的Tan-gomat相比，它仍然价廉物美。我们并没有去想它应该卖什么价，或者我们可以卖多少，或者竞争对手卖多少，而是看作一个十分简单的基础计算：所有零部件的成本总和，其他都是空谈。我们从生产成本出发，因此小号Club售价总是和Tangente保持一定差距，大约在140欧元。

 

有人说Club是“适合初中毕业生的手表”，这是否会妨碍成功人士购买它呢？

Ahrendt：这是目光短浅者的偏见。我们的这款手表面向年轻公众，颜色更加鲜亮，运动性也更强。在登山时，人们会更加喜欢这款手表，而担心Tangente可能出现问题，当然实际情况并不会如此。

 

为了配合Club的推广，你们在Glashütte开设了一家夜总会，拥有这款手表的客户可以免费进入，这个创意从何而来？ 

Ahrendt：可惜我们必须放弃这个项目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们当时希望将老火车站对面的药房作为夜总会，但是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因为建筑地基破败不堪，已经没有修缮的意义了。另一方面我们要为扩充做准备，以后可以将这块地皮用于Nomos的扩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将美化这一区域，也许会种些树什么的。

 

现在你们有两个基地了，Chrono-metrie和老火车站。对面的建筑将派什么用处呢？

Ahrendt：Chronometrie保持不变，所有钟表制造都在那里进行：机芯组装，安装表壳等等。山上的风景美极了，宁静安详，光线充足，为钟表制造提供了最佳条件。我们的老火车站厂房将继续扩建，我们购买了原来的火车站控制中心，一幢和火车站连接在一起的建筑物，我们将整修它，确保至少还有三、四年时间有足够的空间。在此之后，老火车站将用于机器和原始机芯生产，整个建筑均用作生产场地。新建筑则可能用作钟表师办公室和管理部门，但是这些都必须和建筑师和规划师共同协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第三个基地，那就是我们公司的销售中心，该建筑前半部分用于销售部门，后半部分建筑则是酒店，用来招待艺术家、记者和零售商，邀请他们入住两周，让他们将Glashütte和世界联系在一起。

 

从1992年以稍作改变的Peseux 7001机芯起步到今天，贵公司机芯的自主制造率达到了什么水平呢？

Ahrendt：当时Peseux机芯是适用于这类手表的最佳机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Glashütte自主制造越来越多的部件，我们的目标是最终推出自己的机芯。于是我们开始购买机芯的单个部件，这样就可以自己装饰某些零件。接下来我们在机芯上整合模块，这需要铣切机芯夹板并安装弹簧。随后是蓝钢螺钉、花纹和雕刻、日历显示、四分之三夹板、动力储存时间显示等等。2004/2005年，我们推出一款自动机芯，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样我们就能用自主机芯推出各种产品了。

 

机芯的设计与以前ETA/Peseux机芯相通吗？

Ahrendt：仍然是手动机芯的基本构造，但是我们使用了另一种精密调节装置，另一种宝石轴承，另一种发条，另一种齿轮，止秒簧和主夹板。

Schwertner：早在1997年ETA就让我们不要再显示Peseux，因为部件不能替换，仅有三、四个部件是相同的，现在它是保时捷，不再是甲壳虫。

 

您还是从ETA购买轮系部件吗？

Ahrendt：我们自行制造一部分带有齿轴的齿轮，还有一部分由供应商根据我们的图纸制造。只有摆轮是从Nivarox购买的。

Schwertner：Nomos的哲学是，能够自主生产一切部件，但是不需要这么做：如果掌握了生产程序，就能确定产品品质。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依赖供应商，不会遇到供货瓶颈，例如，我们的部分产品采用了不同于ETA的生产允许公差。我们还自行制造一部分螺丝和齿轮。

 

是什么让您采用这一发展策略呢？

Schwertner：九十年代以来所有人都投资这个行业，让这个行业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些人投资设计，购买机芯等等部件，而我们决定投资生产，投资品质。我们的构造设计师已经研发了一款日历显示和一款动力储存显示的型号。Mirko Heyne是我们自动机芯的设计师，来自于制表世家的Uwe Ahrendt则负责整个生产的技术问题。

 

其他品牌常常将新技术运用于新型号，为什么您不这么做，而是不断扩充和改良Tangente系列？

Schwertner：Rolex也一直在改进已有的产品，作为制造商不能等到其产品外观发生变化时才去改变它的内在。Tangente是一款十分精美的手表，如果我们现在需要一款计时表，为什么非要推出一款全新手表呢？这样顾客就可以得到更多功能了。由于工资上涨，我们的售价也提高了，与此同时品质也相应提升，因此Tangente在18年前售价980德国马克，现在920欧元，性价比其实更好了。如果手表取得成功，可以让产品更加价廉物美，因为不再需要设计新表壳，也没有新的工具支出。Tangente的表壳就同样适用于Date。2008年秋天我们已经售出第50,000块Tangente。这样客户自然也不必再支付研发费用和设计费用。如果现在我们研发一款全新手表，全新表壳，我们需要支付的费用，必然会分摊到客户头上，新产品的售价也会更贵一些。Tangente的机芯一直不断改进，客户不会立即发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得到越来越好，越来越宝贵的产品。我们相信，有一个很大的顾客群，他们注重品质，注重手表机芯蕴含的内在技术，而不仅仅只看设计、品牌或者声誉。我们的客户都是对手表有深入了解的人。

 

你们会在机芯上加入什么附加功能呢？

Schwertner：我们已经为Wempe制造了双发条盒和陀飞轮手表。现在，“Nomos设计”的机芯将告诉人们，我们能制造怎样的复杂功能。

为什么这两款自主制造机芯只用于Wempe的手表，而没有用于Nomos呢？

Schwertner：这些机芯是和Wempe合作共同研发的。当时Wempe来到Glashütte，希望自主制造手表。我们刚好有能力制造这一类型的机芯，于是我们提出建议，共同合作：我们负责研发和生产，Wempe负责市场和销售。如果某个品牌要独力完成上述所有工作，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这是最理想的合作方式。我们推出的桶形手表，A.Lange & Söhne和Glashütte Original都没有类似款式的产品。双发条盒的构造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并不希望和其他的Glashütte品牌竞争，而是更愿意创造一款前所未有的机芯。Wempe产品目录上没有Franck Muller那样的桶形手表，这意味着我们填补了空白，其他制造商还没有这么做过。

 

绝大部分钟表品牌都希望向顶级发展，Nomos会借新款机芯抓住机会吗？

Schwertner：桶形复杂机芯，无论造型还是制造工艺均不适合其他的Nomos手表，除非改成圆形。而且Wempe投入巨资，冒险将这款产品推出市场，我们不能推出同样的产品借机夺取别人的成果。我们必须稍稍等待，观察市场如何变化，想好如何自我定位。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公司拥有最新的技术，这关系到我们的所有手表，影响到我们自主生产的深度。我们自行制造整个陀飞轮机构：轮片、轴衬、齿轴。这就是我们的研发工作的成果，对我们而言这比销售额和知名度更加重要。与Wempe的合作，比如推出双发条盒的手表，也有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而且还能从中盈利。此外，Wempe的到来也为Glashütte增添了生气，让这个城市更加富足，也让我们得益匪浅。

 

为什么Nomos不在Wempe的旧天文台中进行天文台测试呢？

Schwertner：我们曾经考虑过，但是天文台认证的标准和我们的内部标准稍有偏差，而且我们也没有进行温度测试。天文台认证会让手表的售价增加500欧元左右，几乎达到我们手表售价的百分之五十。我不相信我们的顾客会愿意为了确认那区区几秒而多支付如此高昂的附加费用。对于A. Lange & Söhne和Glashütte Original而言则不同，因为对昂贵的钟表来说，这一检测费用在总售价中占的比例要小得多。与瑞士天文台认证相比，在Glashütte检测工序更加复杂，耗时更长，价格也更昂贵，因为我们不仅检测机芯，还检测整块手表。但是顾客却无法意识到，Glashütte Chronometer比瑞士的类似产品更加昂贵。作为经销商，Wempe可以直接向顾客解释上述情况，A. Lange & Söhne和Glashütte Original也能那么做，但它们既是德国品牌也是瑞士奢侈品集团的旗下品牌，花钱认证还是有意义的。

 

你们同时有两位构造设计师，是否会为多家其他品牌研发产品，这样不是可以充分发挥这个部门的能力吗？

Schwertner：不，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我们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代价最大的道路：我们没有把钱花在设计和宣传上，而是力求自主制造越来越多的部件，那些希望多多赚钱的品牌不会这么做。我们一直在增加自主生产的深度，但在广度上存在不足，其他制造商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Rolex一直以来只制造自动机芯，很少采用复杂功能，它当然可以做万年历或者陀飞轮，但它也决定走代价更大的道路。我们会尽量自主研发，保持独立性，独特性以及更加出色的品质。

 

你们品牌规模较小，在经济上是否能承受这种投入呢？

Schwertner：其他制造商投资广告，通过销售壮大；我们投资品质，随着研究成果成长。这是另一种策略，只要顾客认可我们以这个价格提供的品质并愿意支付相应费用，我们的业绩就会增长，手表也不必提价。而其他制造商必须提高手表价格来支付市场推广的费用，而且必须保持盈利。我们没有市场营销，没有外事公关，我们的广告预算非常低，产品的品质就是我们的广告。这有些过时守旧，但这并不需要你多做些什么，做好最基本的事情就可以了。

 

Ahrendt先生，您作为Glashütte的市议员，出席市钟表博物馆开幕仪式时有何感想呢？

Ahrendt：当时，基金会董事会由三位Swatch Group方面的董事和三位来自我们城市的董事组成。Swatch Group方面的董事是Nicolas G. Hayek junior、Dr. Frank Müller和Dr. Hanspeter Rentsch，我市三位代表则是市长、Franz Wiesheu和作为市议员的我。在会议上我提出：由哪家屋顶制造商建造屋顶，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更关注博物馆的构造设计，还有就是当基金会出现问题时，我会全力支持市长，并向政府委员会和财政部汇报。

 

一些新兴品牌例如Wempe，Hemess、Union，还有Tutima都进入了Glashütte，这里是否会成为钟表制造商的乐土呢？

Ahrendt：每家来到这里的钟表制造商都会带来一些东西——如Wempe带来天文台测试技术——让这个地区生机勃勃，更加信誉卓著，给所有人助益。

 

许多品牌超过了Glashütte-Regel（格拉苏蒂守则）的要求，即机芯百分之五十的部件在当地制造，Glashütte是否也需要与日内瓦印记类似的品质标记呢？

Schwertner：拿石英表来说吧。虽然石英表走时比机械表更加精确，但是对于顾客而言价值较低，因为它完全采用工业化生产。Glashütte就像Swiss Made，只是制造地的差别罢了。瑞士也没有表示不再生产石英表。如果一家钟表制造商来到Glashütte制造石英表，并销售出五千万块，我绝不会反对，因为这会为这里带来大量工作岗位。如果人们遵守守则，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生产石英表呢？我们不能决定顾客的喜好。  

 

可是Glashütte也是品质的象征，顾客对它有着相应的期待。

Schwertner：那是对A. Lange & Söhne的要求，也是Glashütte过去一直坚持的：做最贵重的收藏级手表。如果什么时候A. Lange & Söhne开始生产石英手表了，那这种坚持也就不存在了。人们必须融入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对过去的坚持作出全新的诠释。比如Nomos在市场上推出1,000德国马克的手表，就没有严格遵循Lange手表的路线。我们的手表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手表，就像大众公司的Golf。我们把设计带到了Glashütte，以前没有人想到这里手表也可以做得价廉物美。现在“价廉物美”是不是也可以说是Glashütte的标准之一呢？是不是必须象Nomos一样价廉物美，否则就不能在表盘上显示Glashütte字样了呢？标准也是与时俱进的。另外，生产商不仅要考虑成本和收益，也要考虑到顾客的实际获益。我们不能减少夹板上的螺丝，这是损害顾客利益的。

 

为什么格拉苏蒂守则仅涉及机芯呢？

Schwertner：我们一直在努力扩展守则涵盖的范围。但这也有不利之处：如果以整块手表为对象，那些没有采用Glashütte表壳的手表就没有任何机会让其部件本地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此外，顾客认为机芯才是确定手表价值的决定性部件，虽然许多手表的情况并非如此。今天我看到了瑞士的出口统计报告：一块瑞士手表的平均售价为2,500瑞士法郎，而一块机芯平均售价仅为80瑞士法郎。现在机芯通常在手表售价中只占到极小的比例，但是顾客的想法还停留在100年前：手表机芯极其昂贵，而表壳价值不值一提。Günther Blümlein曾说，如果表壳和表带比机芯还要昂贵，那我们的行业一定做错了什么。当一块Glashütte机芯比一块瑞士机芯贵了整整一倍时，Glashütte就超越了Swiss Made，它的定位就介于Swiss Made和日内瓦印记之间了。